有一个人，在我的《入党志愿书》中“入党介绍人”一栏里并没有他的名字，但在我的心里，他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从小就听说过他的很多故事。8岁的他给地主放猪，数九寒冬脚上却没有鞋；16岁的他，看到解放军来到家乡，谎报年龄入了伍；1954年，20岁的他，在天安门广场拼命擒获潜伏特务，也是在那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小将们请他出面去批斗“臭老九”，他断然拒绝说“那不是人干的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人吃糠咽菜都填不饱肚子，在肉联厂工作的他却从未往家里拿过一次“公家的东西”；1977年，他瞒着女儿，把教师名额让给了别人家的孩子；1990年，他带领一群老党员到县委县政府，实名举报村里搞贿选的小团伙；2014年，老伴瘫痪在床，80岁高龄的他力排众议，一力承担起照顾老伴的责任，只为了不给儿女们添麻烦。
他是我的外公。5年军旅生涯中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一生清贫但快乐的普通老农，我心中的英雄。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经常叫着我的乳名对我说：“长大后你一定要入党，做一个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等我死了，就替我继续报答党对咱家的恩情。”可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后来，我长大了，才渐渐明白，党对我家的恩情，就是让他吃上了人生第一顿饱饭、穿上了人生第一件暖衣，让他这个从没有进过学堂的放猪娃学会了读书写字、领悟了做人的道理、找到了做人的尊严······他在退伍后两次转业，却最终选择了回乡务农，问起原因，他说党给他的已经够多了，自己却总觉得无以回报，所以也不能总是向党索取。
刚刚进入大学的我，郑重地向学校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06年，在毕业的前几个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把消息告诉了外公，他欣慰地笑着说：以后要好好干工作，用成绩去报答党对咱家的恩情。
今天的我，已经是一名党龄13年的老党员了。13年来，我有过迷茫、有过彷徨、有过痛苦、有过烦恼，但只每次帮助我战胜了那些迷茫、彷徨、痛苦和烦恼的，都是外公说过的那句话：好好干工作，用成绩报答党对咱家的恩情。
2007年，我的母亲突发脑溢血，徘徊在生死边缘，作为家中独生子的我念叨着“父母在不远游”，萌生了辞职的念头。外公知道后立刻找我谈话。他非常严厉地对我说：“你单位领导知道你妈生病特意给你预支了工资，还延长了你的休假，这是单位对你的关心、对你的恩情，可你却想辞职，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就要辞职，要是在战场上你就是逃兵！当年特务把一尺来长的刀子捅进我肚子里我都没当逃兵，你怎么能当逃兵呢？有我这个大后方在，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就踏踏实实地去工作，别让你单位领导对你失望！”就这样，在母亲度过危险期后，我带着外公的嘱咐和叮咛踏上了远去广西工地的列车。
2014年的冬天，在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工地上，我突发感冒引发了肺部感染和轻度肺水肿，伴随着剧烈的高原反应，躺在病床上的我体验着生死徘徊的可怕感觉。医生和同事们都劝我：“快下西宁吧，闹到脑水肿可能就会出人命了”。可那时工地上还有上百名农民工在等着我办手续、拿工资，如果我离开的话他们就不能按时回家了。接下来的十多天里，平时简单粗暴的农民工兄弟们看着吸着氧气、挂着吊针给他们办手续的我，表现出了少有的安静，他们说：“老白，真的很抱歉，要不是我们要回家过年，也不会这么着急要工资，也就不会让你带着病工作，你慢慢来，我们多等两天也没关系。”
2016年11月，还是在青海工地上，做完胆囊切除手术第三天的我出院了，本想请假修养，但又是邻近新年最为忙碌和紧张的时节，看着身边同事们忙忙碌碌的身影，我把请假条悄悄丢进了垃圾桶，然后像往常一样投入到工作中去了。每天加班加点把住院期间落下的事情处理完已是夜深人静时，疲惫和疼痛席卷而来。我总是摸着肚子上还没愈合的刀口想象：当年外公被特务的尖刀捅到肚子里的时侯，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战胜了穷凶极恶的敌人？应该是忠诚、是担当、是必胜的信念吧！使命召唤我，不能懈怠，更不能停歇，我仿佛又听到外公在对我说——好好工作、报答党恩。
2016年，我被公司党委、公司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我想把荣誉证书拿给外公看，但是他却再也看不到了。在整理外公遗物的时候，母亲看着他的《退伍证》久久地愣着神，过了好一会才悠悠地对我小姨说：可惜爸的两枚军功章，都让你小时候当玩具给弄丢了······
斯人已逝，但精神不灭。我总是努力在1954年国庆大阅兵的军人方阵中寻觅他的身影，在歌剧《白毛女》的交响乐中聆听他的琴声，在泛黄的照片中感受他坚毅的笑容，耳畔时常响起小时候他对我说的那句话：
“孩子，长大后你一定要入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