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全社会对重大决策出台的关心，同时，也反映出一些人对雄安新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背景还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偏差。
雄安新区不同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雄安新区的重点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并通过疏解来带动河北的发展。多年来关于控制北京人口增长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基本上难以奏效。原因在于首都人口增长来自于计划经济和行政力量的推动。当北京通过行政手段调动公共资源提高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政和市场要素的持续进入。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市一直采取人口控制政策，城市规划也在不断限制人口的进入，但人口却从1000万上升到现在的2173万。虽然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年，北京采取了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增量，但是很难改变未来人口增长反弹的趋势，因为导致人口增长的所有因素并没有消失。
北京市人口增长的真正动力，来源于中央企事业单位的持续进入。而这些机构的兴建和各类维持公共服务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维持人口消费需求的配套服务，会导致更多的人口进入。北京按照中央制定的人口控制政策，只能解决自己管辖范围的机构迁出或者是低端产业的迁出，甚至是市政府办公机关的迁出。但是北京决定不了中央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类机构的去向。只有中央下大决心强制一些机构迁出，才能遏制住北京市人口不断增长的势头。设立雄安新区，笔者认为，第一个目标是要选择合适的空间，作为各类中央企事业单位迁出或者相关单位增量扩张的载体。仅从这点看，它和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完全不同。
这次中央下大决心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实际上也是昭示，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城市的发展不能依靠行政力量推动，不能依赖行政调动资源，最后导致特大城市过大，带来一系列“城市病”。这给各省会城市和一二线城市发出一个信号，不能无限制地通过行政手段扩张。
近30年来城镇化进程中，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通过行政手段促进高等级城市盲目扩张，造成了现有的城市发展格局。各级城市基本上都是上行下效，地方看省会，全国看北京，大多通过行政力量促进中心城市的过度发展。省会等一二线城市由于集中了过多的优质资源，当地的房价高涨，已经成为舆论的焦点。中央下决心设立雄安新区，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把在北京积累了30多年的矛盾通过雄安新区建设得到疏解。其他新区的建设大多没有疏解的功能，而只是通过新区扩大省会等高等级城市的发展空间，利用土地财政维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选址上，很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形成了多点开花或者是孤岛式新区。
新区为什么选在河北而不是距离更近的地方？笔者认为，其重要意义，一是要真正地通过中央企事业单位的搬迁，带动河北的发展。二是如果继续在京津地区建设，会强化相关地区的公共服务区域化保护性行为。我们知道，中央推出的户籍管理体制改革，在京津沪等特大城市很难推下去，即使在下辖的郊区和小城镇，户籍都有着优越的公共福利。如果把新区继续建设在京津地区，必然会增加向京津地区流入的人口，但是户改却不可能及时跟进。
北京现有的2173万人口中，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接近五分之二，短时间内并不可能解决外来人口落户的问题，并直接涉及到这些外来人口的住房供给，他们的怨言会越来越多。我们注意到关于房价的舆论，其实并不在于房价多高，而是这些已经在北京生活几十年的白领没有能力购买住房，而当地又不提供适合他们的住房，担心会造成更多人进入。这种矛盾如果不及时化解，就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新区无论选择在哪里，都会引起争论。但事实上，只要了解中央的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战略，就能明白，新区选择河北更有利于化解矛盾，即通过大区域的空间格局调整，化解长期以来在京津地区难以进行户籍管理体制改革的矛盾。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滑，雄安新区建设是否会增加负担并导致烂尾。笔者认为，设立雄安新区可以通过新区建设，拉动市场化的企业和投资主体进入，带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这次是有重点地通过雄安新区的建设，推进京津冀甚至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从空间上也实现了从沿海向内地，从南方向北方逐步推进的战略。新区虽然位居河北，但是向内可以辐射到东三省以及河南、山西等中部地区。如果雄安新区战略得到落实，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会被打破。何况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落实肯定会得到一系列保障。当年建设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也有争论，最后证明选择是正确的。
很多理论观点都支持我国的大城市应该继续做大，有人甚至说北京可以容纳5000万人。实际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很少有超过千万人的城市，百万人口的城市都不多。即使是人口密度最高的东京，主城区人口也不到1000万。从我国发展的现实看，人口按照行政主导的趋势涌向北京，带来的城市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大家一方面享受着北京市优越的公共服务水平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在排斥着外来人口。上千万的外来人口在北京工作，没有享受到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而且城市公共设施的供给，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结果是不得不招商引资，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以获取财政收入，出让更高价的土地来维持基础设施投入。但是交通拥堵等“城市病”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好转。
我们曾经主张发挥北京市周边中小城市的作用，但是又回归到另一个矛盾，就是无法化解人口进入京津以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矛盾。关于北京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有主张迁都的，有主张控人的，但是都面临着极高的社会成本。疏解功能实际上是面对着几十年的矛盾所采取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也是在各种城市空间格局中均衡再三选择的最可行的方式。既然要选择，肯定得选择在某一个地方，这应该是经过有关方面慎重研究的最佳选择。
疏解非首都功能为什么不交给市场，这是很多人在讨论中提出的，也是最不负责任的观点。从现实操作的角度看，哪个单位和企业愿意搬出去，这是市场的选择，也是多年来行政化推动带来的市场结果。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是行政导致的进入，还是行政的强制手段奏效。否则，采取所谓温和或市场的做法疏解功能，北京“城市病”的治理将遥遥无期。中国的事情还得按照中国的办法来，只有通过行政的手段把各种市场的约束打破了，才有可能实现，现阶段的改革和重大政策的出台都给市场留了空间，当前必须通过行政的措施来强制推动。
关于将河北水资源的短缺作为不能设立雄安新区的假设基本不成立。因为水的短缺问题是整个华北区域面临的，而不仅仅涉及北京和河北，况且北京的短缺程度要严重于河北。但是30多年的城镇化历程证明，提高河北的城镇化水平有利于提高用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北京市现在的用水量和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相等，但是人口增长了1000多万。因为城市用水的效率远远大于农村和小城镇。河北的城市化水平才53.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38%左右，农村用水的浪费是导致供水紧张的重要原因。把雄安新区放在河北，特别是放在白洋淀周边，在用水的问题上，规划专家肯定有更为科学的考量。
有人提出，这么重要的决策为什么不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讨论，从党的十八大就开始了。而京津冀协同发展、环首都经济圈建设、环渤海经济圈建设的讨论都历经了几十年，总该有作决策和下决心的时候吧。无休止的讨论只会将积累的矛盾放大而不会解决问题。另外，我们都知道，在北京周边的功能疏解的重大决策会引起各类投资冒险家的关注。如果过早讨论并将结果抛出，是不是会引起投资者的躁动。前几年保定副中心的舆论把保定的房价成倍地抬高就是先例。此外，还要考虑到动迁成本，以最低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建设好规划好雄安新区，应该是决策的重要前提。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