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位黄河下游、中杭大运河中北段。这里历史悠久，诞生了孔子及其儒家思想。
东北，古称辽东、关东、关外、满州，是我国东北部国土的统称，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部分地区。自古为兵家争夺之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一个在东，一个位北；一个临海，一个居陆。是什么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是三四百年前那段闯关东的历史，是割不断的血脉亲情。
一曲流浪的歌
闯关东，作为当时的一种社会习俗，被人们广泛接受。人们更看重的是“闯”，是开拓，是创新。但在清朝甚至民国年间，闯关东，几乎成了抛妻别子、背井离乡、生离死别的代名词。
如果将历史的年轮倒推至19世纪中后期，看到的是黄河下游连年遭灾，看到的是清政府禁关挡路，看到的是数以万计的农民冒着被惩罚的危险，为求一线生机，不顾禁令，“闯”入东北。
那是一部用血泪书写的历史，那是一首回荡在流浪路上的歌。
从“安土重迁”到“闯关东”
“种庄田，真是难，大人小孩真可怜！慌慌忙忙一整年，这种税，那样捐，不管旱，不管淹，辛苦度日好心酸，两眼不住泪涟涟。告青天，少要钱，让俺老少活几年！”这首载入《临清县志》中的歌谣，折射出当时山东农民生活的苦情。无法照旧生活，只有一“走”了之。“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这句在当时流传得很广的民谚，说的正是当时山东农民无以生存的悲惨境地，以及迫不得以“闯关东”的缘由。
中国人讲究“安土重迁”，这一特点在中国农民身上尤其明显。山东是孔孟之乡，遵循的是“父母在，不远行”的古训，“安土重迁”的特性更是根深蒂固。可是山东农民不顾一切“闯关东”，按《美报之华人满洲移民运动观》中的话说，“必是为了什么迫切的缘由所驱使”。而这“迫切的缘由”，也十分复杂，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人口压力，另一个则是天灾人祸。
所谓人口压力，是指山东地少人稠，“生齿甚繁”，直至“人满为患”。自清代中期以来，“农村人口过剩，不待凶年，遂有离乡觅食，漂流各处，山东地狭民稠，其例尤著。”及至近代，山东地区人口压力更为严重。1850年时，山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5人，名列全国第四位；1911年达到每平方公里202人，升为第三位；
1936年上升到每平方公里256人，位列第二。虽然次于江苏，但如时论所评，“以江苏工业发展的程度，占全国各省第一位故，其过剩劳力的收容量，当然增加，比山东势优。故在山东发生农民的劳力过剩和生活困难，为自然的归结。山东农民经营的面积过小，分割过小的土地，为促进农民离村的根本原因之一。”很显然，“人口压力流动律”在山东农民“闯关东”流向中发挥着重要且持久的作用。
另一个“迫切的缘由”便是天灾人祸。翻看中国近代史，山东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可以说是灾害繁发。据袁长极等人所著《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害》统计，仅清朝的268年历史中，山东就曾出现旱灾233年次，涝灾245年次，黄河、运河洪灾127年次，潮灾45年次。除仅有两年无灾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灾害。按清代建制，山东全省107个州县，共出现旱灾3555县次，涝灾3660县次，黄河、运河洪灾1788县次，潮灾118县次，全部水旱灾害达9121县次之多，平均每年受灾34县次，占全省县数的31.8%。灾害的多发性和严重性已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与天灾结伴而行的是人祸。近代以来，山东境内兵灾匪患连年不断，如军阀张宗昌“祸鲁”时期（1925年6月至1928年4月），“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人，连年战争，除饷糈多半出自农民外，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天灾人祸并行，大批山东农民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
天地茫茫，何处安身？无家可归的山东流民选择了地广人稀的关东。尤其是1860年山海关大门敞开后，流民“如怒潮一般涌到满洲去”。他们通过海路、陆路，经历千辛万苦，来到关东，垦荒种地。根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会所编《中国人口问题》一书的调查资料，77%的流民抵达关东后“志在农业”。随着关东的开放，工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化进程加快，流民无论是务工还是经商，都比较容易谋到营生，这对流民同样具有吸引力。“东三省，钱没腰”，这句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口头禅，让人们相信，关东有着无限的谋生机遇，只要有“闯”的精神，不愁没有饭吃。
第一批流民“闯”了出去，接着，第二批、第三批??“闯关东”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山东特色”的地区文化传统。时间越久，这种传统积淀就越深厚，“闯关东”的内驱力也越强，波及的范围也越广，逐渐从胶东蔓延至内陆，最终形成一条不绝如缕的“因果链”。在胶东的一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人“闯关东”，甚至村里的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会被乡人视为没出息。渐渐的，“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山东人保留了下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山东人“闯关东”，关东也慢慢成为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山东人便首先想到“闯关东”，去关东投亲觅友，求得接济。因为“闯关东”，关东和山东有了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系。
边里人、边外人
其实，山东与东北的移民交流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宋辽金时期。那时候，流民出关觅事，享受着来去自由的待遇。直至清王朝建立之初，中原流民出关并不必“闯”，相反，还得到清政府的鼓励。那时候的清帝认为，关东人烟稀少，加上明末清初战争的影响，人民走死逃亡，导致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但关东又是“龙兴之地”，为强根固本，清廷屡颁诏令，命地方官“招徕流民”，开垦荒田。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二县），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燕鲁穷氓闻风踵至”者众。这一来又引起清廷不安，遂于《条例》颁布15年后，即康熙七年（1668年）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条例》从此废止。
清朝小说家杨宾在他的《柳边纪略》里曾写道：“关东为人参产地，旗民生计所系，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万，屡禁不止”。无疑，这是清廷封禁东三省的理由之一。但这并不是全部。
清兵入关灭明后，为保留满人善骑好射的民族性格，在东北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无法禁绝“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藏牲”。看来，为让皇亲国戚们安心狩猎，东三省是必须封禁的。这在《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三卷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再者，清廷深恐流民如猬之集，抢了旗民的饭碗，“必致（旗民）生计日蹙”。清朝统治者虽然入了关，做了汉人的皇帝，但对于旗与非旗，还是看得很重的。
这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保护满族固有的文化才是清廷“闭关（山海关）”不可忽视的根本原因。18世纪中期，类似“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的上谕屡有颁行。在清廷看来，满族的尚武之风不能丢，满族的风俗习惯不能杂糅，要想不使满人“习成汉俗”、被中原文化同化，只好把“自我”封闭起来。加之当时“反清复明”之声不绝于耳，更使“满汉之见”难以消散，也是促使清廷屡颁禁令，且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原因。当时清廷不仅要“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而且下令“逐客”。乾隆五年（1740年）即有上谕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设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10年后，即1750年，流民归籍期限已满，清廷再颁严令，“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大清会典事例》第一五八卷，《户部》）。
当然，清廷也清楚，仅“闭关”仍不足以抵制“汉俗”的侵袭，流民泛海可至辽东，经蒙古亦可进入关东腹地。有鉴于此，康熙年间，清廷又花了几十年时间设置“柳条边”。1300多公里的“柳条边”篱笆墙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一直延至凤城南，称“老边”，后又在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筑起同样的“柳条边”，曰“新边”。这些“柳条边”在康熙中期竣工，历时十数年，成为清廷为维护“祖宗肇迹兴亡”、防止满族汉化、保持国语骑射之风而修筑的禁区围栏。这道篱笆围栏如同巨龙盘踞在东北大地，隔开了关东人和关中人，也在民间留下了“边里人”和“边外人”的说法。
尽管清廷煞费苦心，但北方流民入关谋事却屡禁不绝，而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清圣祖圣训》第八卷载：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上谕”中提到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10多万人。葛剑雄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也记载了这段历史，文中写道：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时，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包括已改变流民身份定居关东者）总计达180万人。可见，当时的流民大都是犯禁闯关，或私自进入关东的。他们，也成为最早一批“闯关东”的人。
到了1860年，清政府开放了山海关边禁，但“闯关东”一词仍旧作为关中流民去关外谋生的代名词，被人们沿用着。
无法“复制”的中原文化
19世纪中叶，随着虚掩的山海关大门再度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尤其是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民不聊生，背井离乡另谋生路已成为活下去的唯一指望。有文献记载，至1840年时，东北人口突破300万人，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而当时全国人口不过四亿多。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清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关闭的山海关大门重新向流民敞开，关中流民进入关东谋生不再被视为非法。1897年，关东全部开禁；
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年间（1912?1949年），“闯关东”的洪流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汹涌澎湃达到前所未有之势，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竟达到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作者：张善余）。有数据显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山东人闯关东的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到792万之多，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巨大的移民潮几乎冲淡了当地土著民的组成，以至于现在东北土著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黄河下游地区，尤其是山东等省份。
随着人潮一齐涌向关东的，还有中原底蕴丰厚的文化。有历史学家甚至这样说：“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无数山东村、河北村在关东被“复制”，同时被复制的，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性格，以及早已根植于心中的齐鲁文化与燕赵文化。虽然告别了生养自己的家乡，虽然离开了如母亲般呵护自己的水土，但迁到关东的中原人，尤其是山东人，“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他们不想、也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不是他们的性格，无论是社会风俗、宗教信仰，还是语言文字，他们都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曾说：“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等方面，都大同小异。
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黑龙江述略》中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关于此，地方志中多有记载。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安广县乡土志》就有一例：“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很明显，这种反抗是无力的。在中原文化的包围之下，关东文化不断地进行着自我调适，不断地被同化，不断向中原文化靠拢、看齐，所谓“渐效华风”，正是当时文化趋势的真实写照。
《美报之华人满州移民运动观.东方杂志》曾写到当时的移民风潮：“到了今日，旅行满洲者，从辽河口岸直达黑龙江，至多只能看见从前游牧民族的一点行将消灭的残遗物迹而已，他们昔日跨峙塞北的雄威，已经荡然无存了。现在满人几与汉人完全同化；他们的言语，也渐归消灭，转用汉语了。”与此，同时，脱离了“母体”的中原文化，也在“复制”的过程中悄悄地发生“变异”。民以食为天。到了关东，流民不得不吃高粱米、棒子面；为了抵御严寒，他们学会了像东北人一样烧火睡炕。
像离开母亲的孩子，虽然在艰难的条件下成长，却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性格一样，“闯”
关东的流民在新的环境中，在努力“复制”中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吸收着当地的关东文化，并最终创造了特有的新型关东文化。尽管在“闯关东”浪潮起起落落的近代历史条件下，这种新型的关东文化尚未显示出绰约的丰姿，但已初见端倪。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池子华在他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中这样写道：“满汉旧俗不同，久经同化，多已相类，现有习俗，或源于满，或移植于汉。”
一条求生的路东北与山东隔海相望，有时人们就以“海北”、“海南”来指称东北和山东。从先秦至宋元，人们通常以“辽东”来指称今东北一带。自清朝康熙、雍正时期起，“关东”一词才逐渐被官方和民间广泛使用。“东三省”则是人们称呼东北的另一个名称，比“关东”更为晚出。从清顺治八年（1651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长达299年的历史中，3000万山东流民背景离乡，到遥远的关东寻找生存下去的机会。漫长的迁徙路上，流民艰难地拔涉闯荡。为了生存，大量流民或浮海，或陆行，向着白山黑水，向着沃野千里的关东挪动。垦荒、淘金、挖参，从事什么样的劳作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只要可以活下去，这关东，就值得闯。
沉浮在恶水浪尖的性命
大量历史文献表明，古时胶东半岛到东北的捷径是海路。
从胶东半岛最北端的蓬莱到辽东半岛最南端的铁山岛，直线距离约100公里；从胶东半岛的烟台到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直线距离约140公里；从威海到旅顺口，直线距离约160公里。自古以来，胶东与辽东之间的海上交流就非常频繁，胶东一带的农民“闯关东”大多也是浮海北上。对此，曹聚仁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写道：“那些山东人，大部分都是从青岛、芝罘下船，到了大连营口上岸的。一部分河北人，从北宁路出关，大部分也是从天津乘船到大连营口的。”
自秦汉以降，每当中原动乱之时，总会有一些山东人浮海北上，避难于辽东。入明清以后，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海上交通更加频繁。胶东半岛一带，特别是现在的烟台、威海等地的民众“闯关东”，浮海北上者明显多于陆路而行者。
在查阅了大量上个世纪初的海关报告后，青岛文史专家鲁海指出，从清末至民国，青岛已成为山东人去关东的一个重要中转港口，只是，历史的长河里，这段事实被湮没了，变得鲜为人知。
鲁海在研究大量资料后表示， 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山东旱灾、匪灾不断，尤其1920年，山东饥荒更是突破了历史记录。根据官府的统计数据，山东107个县中有54个县闹了灾荒，1200万灾民中有123万人选择逃荒。到1916年，4.47万人由青岛去东北，而到了1920年，由青岛“闯关东”的山东农民已超过7.18万人。
1922?1931年民国政府的海关报告中记载，由青岛“闯关东”的山东农民有28.28万人。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闯关东”的山东人才随之减少。
而另一项统计数据更是惊人：1902?1931年间，由青岛乘船去东北的山东农民共计约70多万人。这些山东农民多从高密县等地步行至青岛登船，也有青州等县的大量农民，乘胶济铁路至大港车站下车，换乘海轮。而沂州如郯城、诸城等县的农民则步行至胶州湾西红石崖港，在那里乘小火轮至小港，再至大港换大轮去东北。如此辗转，只为活命。
“而在胶州湾内小港至阴岛（红岛）、安子（薛家岛）、红石崖的3条航线中，红石崖一线乘客最多，其中许多正是‘闯关东’者”。史料中只是寥寥数句，一笔带过，但在当年，对“闯关东”的山东农民来说，那是拼了性命，拖家带口的迁移。
20世纪20年代前后，日本人已经控制了我国东北部沿海地区的运输经营权。1927年9月，日本航运公司从事红石崖航线的是“现德丸”号。
当时青岛市政府核定它的载客量为154人，但日本人为谋取暴利，不顾中国乘客的安全，竟载客300多人，超过核定人数的1倍多。轮船不胜负载，行至胶州湾中心海域时沉没。虽经各方抢救，最终只救出121人，打捞起191具尸体，其中男性92具、女性99具，另有失踪者若干。这起“胶州湾海难”事件当时震惊全国。鲁海表示，当时正值夏季，还是闯关东人数较少的季节，如果是每年大量农民“闯关东”的春季，死难人数将难以估计。
海难并没有阻挡住山东农民“闯关东”的脚步，许多“闯关东”的农民到青岛乘船前，为节省路费，往往露宿街头。当时的报纸也记叙了他们的惨状：“小港至大港之间的马路，商河路至大港的地下通道便是他们常去的聚集之处”。
“渤海风掀恶浪摧，三更雨打断船桅。乡人尽做波中鬼，不敢回头任泪垂”，海路“闯关东”的凶险与艰辛，在这首竹枝词中反映得淋漓尽致。
徘徊在雄关古道的脚步
“他们（沿水路北上的山东流民）已经到了关外，成家立业，”曹聚仁先生在他的作品中说，“可是，他们并未看见过天下第一关。”
这里说的“天下第一关”是山海关，“闯关东”的山东农民多从此关东门出关。山海关，又称榆关、临闾关，北倚燕山，南连渤海，故名。
在1990年虎山长城被发掘之前，这里一直被认为是明长城的起点，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可以说，山海关是“闯关东”的山东流民告别家乡，进入关东的第一道关口。
浮海北上的流民把自己的性命放在飘摇的木船里，在风口浪尖上细数着离家的日子，企盼着未来的生活。虽然错过了山海关，却是当时比较快捷，也相对“舒适”的一种迁徙方式。但生活在鲁西地区的民众，在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后，被迫走上“闯关东”之路的，则多取陆路。
虽然这是一条更加艰苦的求生路，但还是有大量流民扶老携幼，一路乞讨着，向可能有一线生机的关东大地进发。
在这条迁徙路上，燕山山势高兀，峰谷参差，在其南部更由于流水侵蚀，使坚硬的石英岩基底裸露地表，形成了一条东西壁立的峭脊，宛如一道屏障，横插在东北与中原之间。出入南北，唯赖山、海之间狭长的滨海平原，或大凌河、滦河河谷，统称“辽西走廊”，也名“蓟辽走廊”。在这条走廊中，有著名的“傍海道”，因途中有临榆关，又被称为榆关道。
1907年以前的文献资料中，这条“榆关道”还只是一条沙土路，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马车。但是，那些从陆路“闯关东”的人是不能奢望坐车的，他们只能徒步跋涉。对于失去了土地的贫苦农民来说，跋山涉水数千里，其艰辛难以用言语形容。在他们心里，只有一个遥远的信念：活下去。
至于关东是什么样子，到了那里如何生活，以及凭着一双脚，要多少时日才能走到关东，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或者说，是他们无法预知的。
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
风餐露宿的路上，乞讨成为获取食物最方便的方法，而人的尊严，在生存的重压下，被碾得粉碎，只在心底最深的地方积聚，在夜晚最黑暗的时候，显出微弱的光芒。
也有人伸不出手，而采用了交换的方式。当然，流民们可用来交换的，除了性命，只有自己会的各种“把式”。山东省胶州市马店镇西南有个东小屯村。村民相传，大约在明末清初，马、赵两户人家逃荒至此落户，以卖包烟（当地的一种土烟）为生。
天灾加上兵祸， 马、赵两户人家难以维持生计，只得“闯关东”。他们在逃荒路上，开始沿途乞讨，后来改为“唱门子”，再后来由父亲背腰鼓，儿子舞打狗棍，母亲背翠花包（一种兜售妇女用品的专用包裹），儿媳与孙女则以团扇、彩巾做简单道具，一面舞之蹈之，一面唱民歌小调。这样一来，讨得的饭菜一般会多一些。他们也靠着这种方法，一路走到了关东。12年后，马、赵两家又靠这种方法返回山东老家，并把“闯关东”路上边舞边唱的“把式”稍作改良，形成了现在人们熟知的胶州秧歌的雏形。
鲁海在综合了大量资料后表示，除浮海北上和陆路而行外，也有一部分“闯关东”的人是乘火车前往关东的。
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贯通；1912年，津浦铁路天津至山东峄县段全线通车。此后，胶济铁路、津浦铁路与1907年全线开通的京奉铁路连接。根据当时的记录，从烟台到沈阳，铁路里程为1574公里；从威海到沈阳，也不过1698公里，而步行或乘马车，从胶东半岛到辽东半岛的路程却要远得多，也艰难得多。有了方便、快捷的火车，流民们仍然选择步行，只因为，火车票高昂的价格，令他们难以承受。为了生计，他们只能留下一声哀叹，一步一步地向北方挪动。
“卖儿卖妇路仓皇，千里音书失故乡”。竹枝词里浸满了流民的血泪，也写满了他们的无奈与悲苦。
“闯关东”，那是一段已经远去的历史。
现在的我们无法复制先辈们抛妻舍子的悲怆，也无法重复他们衣锦还乡的快乐。活下去，曾是他们最低的人生追求。就在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就在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