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路文化》杂志约我写篇唐诗与公路的文稿，我欣然地接受了。
说实话，我对《中国公路文化》杂志还比较陌生，但一听到“公路文化”，为什么会顿时感到特别的亲切呢？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了！
也许知道“浙东唐诗之路 ”的人，以为我之所以喜欢“公路文化”，是因为“唐诗之路”这四个字，既有唐诗，又有“路”的缘故吧！
这也许是，但又不完全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但有过将近20年的公路建设经历，还因为我在公路建设过程中，有一个怪癖，这就是在自然地理中看到人文。
我中青年时，负责一个县的毛竹公路建设工作。那时候，毛竹是一项重要而紧缺的物资。为了开发毛竹资源，国家商业部从毛竹价格上提取一定的资金用于建设运输毛竹的公路，也就是毛竹资源丰富的山区公路，因此我得以有机会穿梭在城市与深山之间。
山区公路建设要比平原公路建设复杂得多，尤其是在公路选线上，往往随地形变化，先是选在溪边、沿溪而建；待到深山处，左旋右盘，“一路听泉到上方”。久而久之，我就想到古代诗人出门旅游的路线上去了。
有句成语叫“南船北马”——在南方，古人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船，悠哉！悠哉！一边赏景，一边饮酒赋诗，于是形成了“山川”、“江山”、“山河”、“河山”、“名山大川”、“山清水秀”、“ 山重水复”、“ 山高水长”这样的组词和成语。
就像自然科学的许多发明，往往源自刹那间的遐想那样，我从上面山与水的组词里，发现古人旅游多从水路，所以名胜古迹多分布在水道边；还发现它是能够帮助我们较准确地了解古代诗人作品的钥匙。例如：对杜甫《壮游》诗：“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中的“归帆拂天姥”句，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傅庚生先生解释为“云帆擦着天姥峰开始了我的归程”（傅庚生著《杜诗散绎》）。盖因其不知在“剡溪”上游，有一条绕天姥山流转的沃洲水路，故有此误。“拂”，意谓斜擦而过也，泛沃洲而未游天姥，所以言“拂”。
问题是：这条沃洲水路，从明代起，随着水源枯竭和水路功能的渐失，己被人们淡忘了，傅庚生先生既没有亲履实地考察，又无志书可征，焉能不误！而我一方面运用河流流量计算原理和方法，得出在植被茂盛、雨量充沛的古代，是一定可以有舟楫之利的。一方面，用大量古人舟楫沃江的诗，如：“前辈高风不可追，舟来陵谷互推移”、“古柳垂溪水，门前整雪舟”、“泛舟东来古剡县，舍擢朝入桃花溪”、“连岭若无路，绝壑乃通舟”等等，印证它是一条古代著名的文人旅游线。大诗人李白当年登天姥山，《与南陵常赞府游王松山》：
“五松何清幽，胜境美沃洲”句，则是拿沃洲与王松山作比较，可见他对沃洲的形胜，是十分了然的；同时也证明上引各句不是虚写，而是实咏。
《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猿近天上啼，人移月边棹。”说的是在天台山麓轻舟泛月的情况，《赠崔崖公》：“何日更携手，乘杯向蓬瀛”中的“杯”，就是刳木之舟。刳木之舟是他当时的交通工具。
在掌握大量的证据之后，我写了《李白“东涉溟海”行迹考》，发表在《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上。
可以说，这篇《李白“东涉溟海”行迹考》，是我后来提出“浙东唐诗之路”的基础。古代诗人旅行，有水依水，水尽登山放歌这一带有普遍性的规律的发现，帮助我去追求更多的东西。我以极为浓醇的兴趣，把目光投向全国，投向整个唐代文学，发现在4.9万首唐、五代诗中，有1500多首唐诗咏浙东，《全唐诗》所载的2200位唐代诗人，有据可证的，至少有450多位到过浙东。1990年，我先在浙江省绍兴市旅游局组织的实业界会议上，提出了“唐诗之路 ”，受到了业内人士的欢迎，列入“绍兴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1991年5月，我又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宣读、发表了《剡溪—唐诗之路》论文。引起了国内外与会学者的强烈反响。称誉这是“可与丝绸之路媲美的文化之路 ”；“为中华民族找回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从这层意义上说，“唐诗之路”己不尽是一条道路，而是就像我们平常说的“文艺路线”、“思想路线”那样意义上的抽象之“路”。
“文艺路线”、“思想路线”的“路”，与“唐诗之路”的“路”，都属“思路”范畴，不同的是：前者是靠逻辑思维，后者是靠形象思维。诗人凭借浙东山态水容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的感性素材（题材，或所谓载体），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结合自己炽热的感情，进行概括和集中而喷发为诗的思维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思路。这是“唐诗之路”的深层含义，也就是我前面说的“也许是，但又不完全是”意思。
上面说的内容着重在公路建设科学对文学研究与文学赏析的作用，而根据我的体会，从事公路建设的工作者，如有较好的文学修养，就会在工作中充满诗情画意。
（作者系新昌浙东唐诗之路研究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