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理制度引进推行二十多年了。
养个儿子，二十几岁便该着手成家立业了。可是，“监理”这孩子长着长着，不知啥时候变成了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问题少年，说话低声下气，走路蹑手蹑脚，见神点头，见鬼哈腰，身上沾满唾沫星子，四处有人指指点点，娶不上媳妇也就罢了，为挣几斗高粱米填饱肚子，没白天没黑夜地下死力气扛长工，却怎么也不招东家待见，动不动便遭训斥，常常大半年拿不到工钱，一不留神还会被村西头那几个下流胚子拍板砖、打闷棍，藏又藏不住，躲又躲不起，眼看就要抑郁了。
写下这段可能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字时，古城五月的天空正被一场春雨暧昧而无聊地纠缠着，让人心情百般纠结：分明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却死活不想再板着脸说什么正经话。公文式的意见和建议，领导报告里常见，座谈发言里常见，杂志文章里常见，说多了徒惹人厌烦。既如此，俺索性扮一回“黄老邪”，歪嘴戏说一番监理外号。
娃他舅
熟悉北方民俗的人都知道，“娃他舅”身份尊贵，在乡下，尤甚。
谁家遇有红白喜事，第一个该去通报的，是“娃他舅”；其他亲戚朋友都到齐了，最后一个慢腾腾、晃悠悠踱着方步进门的，是“娃他舅”；被大伙儿礼让着、虚扶着坐到首席上座的，是“娃他舅”；主家长辈宣布开席之前惟一需要询问意见的，是“娃他舅”；来时需高接，走时需远送，发现一点礼数不周到便可拍桌子砸板凳的，也是“娃他舅”。
谁家妯娌掐架、兄弟反目闹分家，父母公婆哭天抹泪、邻里亲朋苦口婆心、村长干部威权相加，都未必能摆得平。这时候，就轮到“娃他舅”出场了。
舅，自有舅的道理。说了，你听，这事就算结了。说了，你不听，还在那里唧唧歪歪强词夺理，舅就不干了，轻则大声训斥，急了火了，敢跳起来抽外甥几个嘴巴，名曰“代母教子”，天生有这权力。
二十几年前，京津塘高速公路、西三高速公路建设那阵子，监理，就像是“娃他舅”：身份尊贵，说话算数，有权有威有脾气。什么原因？一个字：懂。懂技术，懂管理，懂设计，懂施工，懂工艺，懂材料，懂重点，懂难点。另一个字：有。有资历，有水平，有能力，有威望，有主意，有办法，有地位，有退路。再刺毛的承包商，再牛×的业主，在这样的监理面前，只有求之惟恐不得的谦卑和顺从，哪里敢横挑鼻子竖挑眼？除非脑袋里进了泔水，或患有自闭自大跳转型梦游症。
小媳妇
提起小媳妇，南方北方的民俗几乎差不多。俗一点的说法有：三十年媳妇熬成婆。雅一点的，如唐时王建在新嫁娘词中所描述的那样：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可见，在中国这块地界上，无论古今，不分南北，小媳妇不好当，新媳妇更难，不仅要讨好公婆，还不能得罪小姑子，否则，有罪受了。
婆媳矛盾，自古有之，姑嫂嫌隙，似也难免。原因无非是：新媳妇一进门，便夺占了婆婆、小姑子多年的所爱，打破了原有的亲爱平衡。婆婆想：那是我一手养大的宝贝儿子哩，怎么眨眼间就成了你的男人？小姑子想：过去我哥最疼爱最宠惯的是我呀，怎么你一下子就成了他的心肝宝贝？没人真这样说，但心理基础当如是。
监理这个“小媳妇”没过门前，项目业主这个“婆婆”、施工单位这个“小姑子”，共同厮守着工程质量进度投资这个“小男人”，偶有拌嘴，大面儿上倒也相安无事。监理这个“小媳妇”一过门， “婆婆”、“小姑子”碍着国家政策法规这个“公公”的面子和权威，嘴上不说什么，心理总是不平衡：你凭啥呀！于是，便进进出出、嘀嘀咕咕、前前后后、叽叽喳喳地出难题、找茬子。何况，监理这个“小媳妇”在自个儿家里也是娇生惯养的千金贵体，又兼初来乍到的，哪里还挑不出一点毛病呢？
前段时间，杂志上有人呼吁监理走项目代建的路子，似乎监理这个“小媳妇”快要熬成“婆婆”了，不必那么受气了。但依我看，这事儿，悬。
出气筒
既然已经打起了比方，索性把比方进行到底。
国家政策法规比作“公公”，项目业主比作“婆婆”，工程质量进度投资比作“小男人”，施工单位比作“小姑子”，监理单位比作“小媳妇”，那勘察设计单位比作什么呢？小叔子，重庆话：幺儿。一旦从这个角度明确了参建各方的“人物关系”，监理单位的尴尬，便一下子凸显出来了：人家五口子才是真正的一家人。监理这个“小媳妇”再漂亮、再贤惠、再勤快、再能干，总归是个外来户，晚进家门不说，跟这一家五口儿压根就没什么血缘关系。
所以，遇到矛盾冲突，就一句话：你不受气谁受气。
更何况，“公公”在矿上忙得难以顾家，“婆婆”
掌管着一大家子的钱财用度，“小姑子”紧盯着厨房的油盐酱醋，“小叔子”在学校琢磨考研，“小媳妇”
受了气只能蒙着被子哭几声，声音大了都不敢。晚上偷偷给“小男人”诉苦，“小男人”只会蹲在墙角抽烟叹气，天近三更，快上床了，才憋出一句：再忍忍吧。
也不是没有动过“离婚”的念头。可在中国，婚，不是说离就能离的。而且，真要是离了，人家一家五口依旧和和美美的， “小媳妇”挺着个大肚子，嫁谁呀？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2006 年夏天在川藏公路色季拉山看到的两座相距不远的浆砌片石路堑墙。
一座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十八军进藏时修建的，如今依然敦实坚固地屹立在那里，身上爬满了墨绿色的苔藓，肩背处的树木都有碗口粗了；一座刚刚筑起不到半年，却被一场小雨“淋”垮了，坍落成一堆堆触目惊心的渣石。同行者中有人口无遮拦地感慨：
没有监理的年代，一样能修建出优质工程；有监理的年代，豆腐渣工程却并不鲜见；离开良知与责任，什么制度都白搭。
当时我听了，有思考，有回味，却没有被刺痛的震撼。2008 年重归监理这个行当，每每想起这件事，总会感到莫名的心虚：监理，果真如东北话说的那样是“必须的”吗？如果不是，那监理行业这两代人恁多年岂不是瞎忙活、白辛苦？如果是，下一步是该重新构建“娃他舅”的幸福时代，还是继续忍气吞声地作“小媳妇”任由日月煎熬？抑或，夹缝之间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说实话，真不敢细想，一想就头疼，都有些恍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