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9月开始，武汉、广州、南京3 座城市为辛亥革命百年庆典落户权开始了“争夺战”。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生地， 广州是辛亥革命前奏“三二九”起义的发生地，南京是辛亥革命后的建都地，3座城市都与辛亥革命的历史难以分割。透过百年历史的烟云，循着百年公路的印痕，让我们重温那些年月的故事，那些年月路上的故事。
三城割不断的历史情结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军反对满清封建王朝的第一枪打响于武昌，隆隆的炮声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也一去不复返，通过革命军“ 武昌首义” 。
“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民的心中。
因武昌一役，革命军与清军在三镇交火激烈，武昌、汉口两城被战火破坏极大，尤其是冯国璋一把大火，把汉口老城烧成了一片焦土。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武汉地区可谓情缘笃深。
他在《建国方略》里写道：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1 0 月1 2 日武汉三镇光复后，革命军组织成立军政府。
在随后的20多天里相继有10多个省宣布从清王朝独立，易帜中华民国。当时革命党人政治基础较强的地区在东南沿海，后经投票决定南京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之地。
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让权协议后，末代清帝宣统终于在袁世凯的胁迫下，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孙中山随即在2月15日于南京举行“民国统一大典”。大典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太祖孝陵。
这次拜谒活动， 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在《祭明太祖文》中，孙中山写道：“文（孙中山原名孙文—— 编者） 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 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 孙中山以兴奋的笔调，强调了辛亥首义、清室退位、光复中华大业的成就。
孙中山以“ 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愿望在武、汉地区得以实现，从《祭明太祖文》与《谒明太祖陵文》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定都南京除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版图考量之外，也想借用“南京”这个政治符号，凝聚民心，巩固革命成果。
在辛亥革命后的15年间,孙中山先后领导了讨袁的二次革命、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反对南方军阀的东征西讨,均以广州作为根据地。1917～1925年，他3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在苏联和中共的真诚帮助下, 孙中山在广州改组了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运动从此开始蓬勃发展。孙中山在广州领导的护法运动两遭挫折,三整旗鼓,不屈不挠,终于冲破列强、军阀、政客的罗网,创建和保存了广东“护法根据地”,使之成为全国民主革命的中心,“民国命脉”的所在。
武汉、南京、广州，这3个与孙中山一生不可割裂的城市，见证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中影响深远的一页。
这3个与孙中山关系最为紧密的城市，从汉口城的辛亥硝烟战火到借鉴西方城治重建；
从清末广州中国式城市理念建设的瓦解到“马路主义”的全面扩张；从南京的“六朝脂粉地，金陵帝王州”的赞誉到民国早期大面积谨守中华文化包容中西合璧式的改变。3座城市道路的变迁，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为我们多维解读那段历史，由此纪念孙中山宽阔博大的精神和情怀，纪念辛亥革命的百年。
辛亥的硝烟 汉口的重生
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地区城市遭到战火严重破坏。武昌首义爆发之后，武汉三镇战火纷飞，许多建筑物和公用设施被摧毁，工厂学校也遭到炮火袭击。清军与民军首先在武昌城内发生激战，此后汉口和汉阳地区亦展开硝烟弥漫的巷战。民军伤亡者总计2万人。
清军的猛烈进攻遭到民军顽强抵抗，双方短兵相接，发生巷战。为了扫除进攻的障碍，清军决定火烧汉口。
1911年10月30日，清军第一军总统冯国璋下令在汉口租界外市区纵火，以火攻摧毁民军的抵抗。经过战乱之后，武汉市面萧条，交通阻塞，人口锐减。1912年春，“汉口河口聚集之船不及往年1/10。”1912年1月25日，汉口总商会召开会议，“筹划重建汉口市面办法”。与会人士呼吁当局重建汉口。
1912年2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饬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重建市区，并责成内务部筹划修复汉口事宜，使“首义之区，变成模范之市”。湖北军政府也以左明德为“汉口建筑筹备员”，还调派工程师，成立“建筑公司筹备处”。黎元洪还发布《示谕维持汉口商市文》，强调重建汉口规划的利益和意义，认为这是“吾国第一次开辟商埠之伟大事业”。
重建汉口城市让仍然十分混乱的中国政府十分为难。汉口城该怎样重建？该建成什么样子？好在，因战火而残破的汉口老城外确是毫发无损的汉口新城，这一大片新城正是西方殖民者的艺术作品。
19世纪中叶是西方国家向外扩张的时期，中国的许多城市成为西方倾销产品的场所，因而大大加速了国内城市的商业化、城市化。
1861年汉口开埠，英国首先设立领事馆，划定租界(后期范围有所扩张)，以后俄、法、德、日又相继设立租界，5国租界相临，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租界区。
从当时租界规划图中可以看到西方规划理念和手法与中国传统规划的区别。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是西方近代城市规划的理论酝酿期，汉口租界的初期建设仍旧采用西方古典主义手法。
租界地点选择在临近旧市区的滨江地段。随后各国在租界内开拓街道，修筑堤防和码头。汉口租界的建设改变了汉口的城市格局，租界区的建设将西方规划理念、技术带入武汉地区，使汉口出现了一大片新型市区，租界区内的街区结构和建筑风貌迥然不同于其它区域。笔直宽阔的马路、整体统一的建筑、有效的空间组织与自然发展形成的旧汉口杂乱无章、嘈杂热闹的情景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与其他城市不同，汉口的租界区没有避开老城，另辟新区，而是毗邻老城区，且从城市整体入手，考虑到老城区的格局，规划的纵向道路基本上与老城道路平行。规划采用网格式分割，范围内沿江方向3条干道，其中1条为滨江道路，考虑到风向及地块的特性，规划了6条斜交于长江方向的干道，将整个租界分割为10个地块。
根据用地性质的不同，各个地块的面积大小亦不尽相同。每个地块内又划分8或10个小地块，每个地块临街，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价值。
由于租界用地功能、性质相同，以及对交通、供电、供水的连续性，各国租界的规划又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统一。
重建汉口老城，完全可以参照租界内城市建设的标准来推进，但是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湖北军政府均财政支拙。南北议和后的北京政府也只拨40万两银子作为灾后赈济。武汉地方以款少无济民困，将此款移作平民工厂基金，复建汉口无从谈起。到1915年，整个汉口仅建了几条马路，其他如电车敷设等均未实现。
重建汉口规划无力实现，只得先改修马路。因此，由湖北省财政司向德商捷成洋行借款1 0 万两， 修筑了沿汉正街马路。旋将建筑筹备处撤销，另设马路工程局。一年多时间内，仅在后湖修造了几段马路。
这个自1 6 世纪迅速崛起的城市，2 0 世纪初在全球已经有了“ 东方芝加哥” 的美名。在孙中山眼里， 这个经济、金融仅次于大上海的内陆城市自民国以来， 变得满目疮痍，往昔的无尽繁华和十里帆樯的景象都难以再现。但是，汉口却迎来了更为激烈和迅速的“马路主义”R o a d i s mPlanning）运动。
1912～1920年间，汉口出现了建房热。在接壤租界的空地和废墟上，成为富商巨贾、军阀官僚的抢手地盘。
1 9 1 4～ 1 9 1 8年间， 沪商蒋广昌和胡余庆堂，在今江汉路、南京路之间合资修建义成总里。官僚袁海观修建了长怡里、长乐里、长康里、长寿里等里份。桑铁珊修建了保和里、保安里、保成里。赣商周扶久修建了五常里（ 今永康里）为中心的两侧店，房数百栋之多。
在1 9 1 8 年以前， 大智路至车站路之间的友益街还是水塘，著名的叶开泰药店在1918年填平水塘，兴建3层大楼；何佩瑢修建了尚德里、福德里、汉成里； 联保公司修建了联保里和今中山百货商店大楼；“将军团”的要人刘佐龙修造八元里；菲律宾华侨修了贯忠里、仁寿里。富源煤矿公司修了富源里、衡荣里、厚生里、德义里、多闻里； 齐耀栅修建肇元里，巨商贺衡夫修了怡和里和怡庐；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修了六渡桥著名的南洋大楼。民众乐园、武汉市工商联大厦此时也建成。首义人士孙武1913年在花楼街建成汉口最大的旅馆——汉口大旅馆。
1914年武昌装设火花式无线电台，使这一通讯技术在武汉开始应用。1915年谌家矶造纸厂投产，日产纸30吨。同年武昌一纱第一场（北场、布场）开始新建。1916年汉口出现了第一家汽车行。1917年，粤汉铁路武昌——蒲圻段通车。
汉口城在辛亥以来的10年间又一次获得了新生，在这10年间西方的“马路主义”已经完全运用于汉口城市改造过程中。
马路主义在广州
广州城珠江上有个租界叫沙面，沙面的土地分属英法两国，但是在兴建社区之初就采取向所有在广州的外国人出售，并做了全面统一的规划。
沙面规划在人工岛的东西长轴上设立了一条宽30米，且配有中心绿带的主街—— 沙面大街，街心花园作为全区的绿化主轴，也给两侧建筑一个展示自身形象的空间。结合南北向的5条街道及将整个岛分割成大小不等的12个街坊，每个街坊又再细分成若干建设地块。各地块建筑体量相差不大，充分利用狭窄的临界面，形成连续的街道立面。沙面设施完全按西方近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标准设置，陆续兴建电力厂、自来水厂、水塔、教堂、邮政局、电报局、医院、消防班、清洁队等公共事业机构，还有公共娱乐设施，如沿江公园（英法各一个）、网球场、影剧院等。这个“城中之国”是广州市最早采用西方近代城市规划理论指导建设起来的社区。
伴随着沙面租界里的城市建设，这一时期，广州的城市已经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城区开始向西、南、东3个方向扩展。西关地区在咸丰年间就形成了纺织工业区，同治、光绪年间，富商又陆续兴建了宝华大街、宝源、宝贤、宝庆、逢源等新型居住区，逐步形成了晚清西关西部住宅区特色（现称“ 西关大屋” ） 。而在城南，商业区沿珠江发展，居住区则在白鹅潭东岸洲头咀到龙溪乡之间（今大基头一带）辟建。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珠江北岸兴建天字码头堤岸，修建第一条市内道路——长堤天字码头段(长36.6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建成第一条市郊道路——东沙马路。辛亥革命后，广东都督胡汉民设立工务司，计划拆除城垣，改筑马路，最终未能实施。1912年，拆除正东门。
1918年，成立市政公所，负责拆除城垣，规划街道等市政建设事项。在拆除城基的基础上，筑成太平、大德、大南、文明等道路，西关、东山地区也陆续开辟道路。
在这种建城理念的影响下，广州城里兴起了一种叫做“马路主义”（ Roadism Planning）的城建思潮。“马路主义”是广州近代城市规划发展期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从街道到马路的城市改造以及从马路到街区的新区开发”模式。
发展期的马路主义主要表现为两方面：早期的旧城改造方面，大力兴筑拓宽市区马路，使广州的近代城市建设初具规模，市内马路四通八达。
广州建市后，致力于市区的马路拓宽与建设。市区“向东展拓至东冈；向西开拓，使与广三铁路黄沙站相连，又与西村相连” 。中后期的新区建设（主要是居住区与商业区），则是以道路及近代城市必备的市政设施系统工程（供水、供电、煤气、排污等）的建设带动新区开发，是具有近代城市规划意义的城市建设实践。从“城市改造”向“新区开发”的转变，反映了广州近代城市规划由最初的马路改造到马路新建、由局部马路的建设到马路网以及市区建设的历史转型，开始了由学习外国人租界到自己建设新市区的历史转变。这一时期还属于城市规划发展的探索阶段，道路建设尚未有总体规划。
广州城外的东沙马路在修建之初是一条简易的道路，其路面为黄土铺成。广州地处炎热多雨的岭南地区，黄土马路经常被行人和车辙碾压得泥泞不堪。1921年，广州市政厅决定重新修筑这条通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道路。这条道路受沙面租界内道路建造方式的影响，采用水泥铺筑， 这种筑路的方式和标准直接影响到了广东地区的公路建设。东沙马路变得宽阔整洁起来， 马路两边繁茂的榕树随着马路的方向延伸。改造后的东沙马路被命名为“先烈路”。全长3.6公里的先烈路像一个全天候的辛亥革命博物馆，串起20个辛亥革命及大革命时期的先烈墓园。
从此， 广州市的马路建设进入了一个迅速和全新的局面。1915年开始兴建的白云路宽达45米，10年后这段全长960米的马路才修建完工。1 9 1 8年，由惠爱街东段开辟为惠爱东路，全长1000米的惠爱东路为骑楼式马路。1925年，广州市内修建了一条由百子路至黄浦路全长达6100米的土路，这条路被命名为中山公路。
南京辛亥之后事
繁华富庶的南京曾是六朝古都， 吸引了朱元璋把明帝国的都城选定在这里， 朱棣1 4 2 1 年正式迁都北京后，南京成了明帝国的陪都。300多年后一股起于两广的农民军为了反对清政府的压迫奋而起兵占据江南半壁江山，定都于山川险固的金陵邑。与广州和武汉相比，20世纪初期的南京，弥漫的依旧是由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城市气息。孙中山对南京的赞誉远远超过了穗、汉两城，他在《建国方略》中这样称赞南京：“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孙中山把中华民国的首都选定在南京的时候，这里却因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天京之役”大伤元气。
民国初年的南京城并没有像汉口和广州那样进行大肆推进“马路主义”改造运动，而是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规划。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规划南京的发展，专门成立了一个首都建设委员会，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和工程师古力治为顾问，清华留美归国学生吕彦直为墨菲助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29年12月，《首都计划》公布。
《首都计划》参照了当时世界上先进城市规划，系统地为南京做了一个区域功能规划：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傅厚岗一带为市级行政区；长江两岸及下关港口为工业区；主干道两侧和明故宫、新街口一带为商业区；鼓楼、五台山一带为文教区；山西路一带为新住宅区。
《首都计划》对南京城市的建筑形式作了明确规定：
要以“中国固有之形式”，提出“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吾国美术之优点”的原则，宏观规划鉴于欧美，微观建筑形式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城市布局“同心圆式四面平均开展，渐成圆形之势”，避免呈“狭长之形”，避免“一部过于繁荣，一部过于零乱”。道路系统以美国矩形路网为道路规划的理想方案，引进了林荫大道、环城大道、环型放射等新的规划概念与内容， 规定中央政治区建筑当突出古代宫殿优点，商业建筑也要具备中国特色。
“总之，国都建筑，其应采用中国款式，可无疑义。”
南京市与同时期的上海、汉口、青岛、哈尔滨的城市规划相比，少了几许“洋气”，却秉持了中国文化之于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传统意义。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不久，就开始筹备将孙中山遗体由北平移至南京，首都建设委员会为此计划修筑一条迎灵大道，并将朝阳门改名为中山门。中山门东至中山陵，称为陵园路，西往长江边的中山码头称为中山路，全长近13公里，是南京市内的第一条柏油马路。
1929年，作为全城的中轴线，从下关中山码头，穿过市中心，再向东到中山门全长12公里的迎陵大道建成。同年，南京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中山桥在下关惠民河上竣工。
1930年10月，国务会议通过首都干路的名称：城南道路，以南京旧称建康、金陵、白下、建邺等命名； 城中道路， 以北平、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命名； 城北道路， 以山西、湖南、察哈尔等省名命名；专为党政军机关规划的道路，以单位名命名，如，国府路、黄埔路、中央党部路等。同年，为解决首都客货运运力压力，重建下关火车站。
1 9 3 1 年， 建成环岛结构的新街口广场和当时远东最大的体育场——中央体育场。同年，京杭国道建成通车，并同3点以后，为发泄过剩的精力，他们便想找个地方跑马。江岸不够他们尽情驰骋，他们便想到了洋行楼群后的大片泥滩，于是就有了今天南京东路外滩到河南中路一段长500米的跑马小道，这便是南京路的前身。因为当时总看见洋人在上面跑马，所以，上海人就称它为“马路”。
时启动了以南京为中心的全国公路网建设。至1935年，方格网形式的道路系统基本形成，其中绝大多数为柏油路。
100年过去了，这3个城市及3城所在的区域公路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规划里的盼望，也是对中国交通、社会发展的殷切期望。
